汉武帝是什么朝代 帝国的诞生——汉武帝和他的时代

谈到古代那些成就了宏图霸业的伟岸帝王时，“秦皇汉武”是我们现代中国人很容易脱口而出的一个词组。不管后来人如何褒贬，秦始皇和汉武帝都算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称得上举足轻重的统治者。像我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不可能去欣赏和崇拜一位成天惦记着打仗的残暴专断且好大喜功的帝王，所以汉武帝肯定不是我的偶像。即便如此，我也毫无保留地同意他在5000年中华文明史中所享有的显赫地位。

汉武帝做过很多事情，建立了许多了不起的功业。像出击匈奴、遣使西域、开疆拓土……如果这些构成了一座座彪炳千秋的纪念碑的话，它们那看不见的基座就是天下黎民百姓的妻离子散和白骨累累。他也做了不少荒唐事，比如求仙问道、狂热追求长生不老……

从更长远和宏观的视角来看，汉武帝赖以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还不在于他的军事和外交成就。在这点上，他比不上成吉思汗，也不见得比唐太宗更强——他们二位与汉武帝一起都被毛泽东写进了著名的《沁园春·雪》。在汉武帝的时代，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完成定型，并一直稳定延续了2000年。这才是他以及他的时代在历史长河中之所以享有如此突出地位的源泉。

同样富有非凡政治洞察力的毛泽东曾经在自己的另一首诗中用高度浓缩的几个字概括了传统中国的这种制度：“百代都行秦政法”。（见《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这种制度，我姑且称之为“大一统皇权专制体制”。它的核心就是“废封建、设郡县”，即以中央政府任命的有限任期的地方官员取代过去世袭制的分封诸侯，从而使得国家力量可以深入到社会基层进行直接统治。这是现代国家的雏形，欧洲一直要到18世纪才逐渐发育成型，而中国早于欧洲2000多年就开始探索和实践了。

这就是所谓“秦制”，始于商鞅变法，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得到大规模推行。但由于大秦帝国非常短命，“秦制”实际上并没有在有秦一代真正落实。随着嬴氏统治被推翻，它面临夭折的危险。又过了进退曲折的100年后，这样一套制度终于在汉武帝的时代扎根定型。

汉初三条“战线”上的斗争

在汉兴以后的第一个100年里，各路势力围绕尚不稳定的政局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若做一个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政治斗争基本上沿着三条“战线”展开——

第一条战线上是纵向政治权力的斗争，即朝廷（中央）与诸侯（地方）之间的斗争。

前文已经说到，中央集权的“秦制”从秦朝开始推行，但遭遇激烈反弹。实际上，在推翻暴秦统治的各路反抗力量中，虽然最先起事的陈胜、吴广和笑到最后的刘邦皆是平民之身，但六国残余的封建贵族势力却是一股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是中坚力量。为了汲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同时也是迫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汉朝政治从“秦制”往后退了一大步。它最初采取的是“半郡县、半封建”的折中的混合体制：汉初的天下，围绕和靠近长安-洛阳“京畿”一带的三分之一，实行朝廷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剩余偏远的另外三分之二则分封给了诸侯，一开始还有几个势力很大的异姓诸侯，是一个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这种折中与调和在缓解“秦制”冒进所激起的尖锐矛盾的同时，也埋下了长期而巨大的隐患：由于各种主客观动因，不断有一些实力强大的诸侯起来挑战、甚至威胁到中央权力。他们中比较消极的，往往明里暗里拒不服从朝廷节制；野心比较大的，则公然觊觎天子大位。汉景帝时代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就险些要了大汉王朝的命。艰难地平定七国叛乱之后，汉景帝继续推动削藩，将朝廷直接控制的地盘扩大到与分封诸侯各执半壁江山，同时剥夺了诸侯国君在其王国内部的一部分行政和司法权力。但很明显，这个严峻的问题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第二条战线上是横向政治权力的斗争，主要发生在朝廷层面，即权势熏天的“外戚”权贵与平民出身的普通官僚之间的斗争。

“外戚”深度参与朝政，用更加负面的话来说就是“外戚专权”，是汉朝政治明显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所谓“外戚”，就是凭借着皇后/太后的家族裙带关系而发迹的权贵。科举制度在汉朝尚未出现，各级政府官员一般由地方“举贤”，供中央选拔、录用和任命。在汉朝，这叫做“举孝廉”。这种制度为那些皇帝身边的人提供了近水楼台的先机，“外戚”由此而形成一股强大的特殊政治势力。自汉朝开国时吕后一家党羽，到西汉王朝的掘墓人王莽，直至东汉最后覆灭前夕的梁氏家族，这股势力在400年间从未离开过朝堂。

通常，皇帝们往往也乐于利用这些相对更加亲近的“自己人”去钳制和平衡那些普通官僚的权力。然而，皇帝并非总是能够将“外戚”用的得心应手。原因很简单，“外戚”有一个“代际更替”的问题。前代皇后、即现任太后的亲戚们不可能因为新皇帝的上台而甘愿放弃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退出权力舞台，他们可能会与正在冉冉升起的现任皇后的亲戚们发生激烈的权力倾轧。有些权倾一时的外戚仗着后宫有靠山，不但压得没有背景的普通朝廷官员抬不起头来，还经常结成利益同盟，有时甚至都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汉景帝刘启算得上是一代英主了，但他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母亲、汉文帝的皇后窦氏的巨大阴影之下，他自己的不少抱负和主张都因为这个原因而落空。窦后活得比自己的儿子还要久，她的孙子武帝刘彻即位后最初几年，她继续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对国家政治发挥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力。汉武帝时代也培植了自己的“外戚”势力，在与匈奴长期作战中叱咤风云的几位英雄人物，像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人，都是“外戚”出身。

第三条战线上是意识形态的斗争，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秦朝奉行高压残酷的法家政治哲学，在我看来，它有一些现代极权主义的雏形。随着秦王朝被推翻，这套不得人心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了亡秦的陪葬品，后世再也没有帝王敢于大张旗鼓地倡导法家统治术，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于是，春秋战国时代争鸣不已的诸子百家思想纷纷再度复活。

在汉朝初年，所谓“黄老之术”曾经是在政坛上占据显著优势的学说。这是一种糅合了道家、阴阳五行以及一些神话、医学和杂说的思想，还隐秘地夹带了相当成分的法家权谋术。它主张在政治上“清静无为”，“以柔克刚”；个人生活上“炼丹行气”，追求“长生不老”……本文对此不详细展开。需要指出一下，在我们今天熟知的前汉人物当中，最知名和最重要的两位黄老学说忠实信徒，第一位是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最大功劳的谋士张良，第二位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尤其是后者，他的“黄老”信仰对他的儿子和孙子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笼罩在汉初精神世界上方这片宁静的“黄老的天空”，不久便随着古老的儒家思想的强劲复兴、传播和壮大而乌云密布。看来，“改旗易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宏观地看，我在上面所概括的三条“战线”是各自独立的，它们分属于三个性质不同的政治场域。不过，当涉及具体的人和事的时候，三条“战线”也每每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汉初的政治生活呈现出复杂的面相。

例如，一般来说，在现实政治层面，“外戚”权贵集团总是与普通官僚阶层结成同盟，共同捍卫皇权和中央权威，压制地方诸侯势力的挑战；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地方诸侯势力又多与“外戚”权贵站在一起，联手维护“黄老”学说，抵御高举儒家思想文化旗号的官僚士人集体的挑战……

这些博弈和斗争里面存在一个不稳定的动态平衡。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稳固皇权自然是压倒性的头号目标。这意味着他们必然有自己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还是十分明显的。但他们也不得不经常做出妥协，以免引发激烈的反弹，破坏政治的稳定和连续性。“七国之乱”的直接导火索便是晁错推行的急于求成的削藩政策，后来汉景帝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忍痛牺牲了这位自己十分信赖的御史大夫。

“文景之治”与武帝改旗易帜

代王刘恒被意外推上皇位之时，这位日后被尊为“千古一帝”的伟大君主面对的是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经历了秦末烽烟四起、汉初内乱不止、吕氏专权跋扈、匈奴长期袭扰等内忧外患，当时的社会可谓百业萧条。

天然的弱主身份、困窘的财政状况，使汉文帝没有可能大刀阔斧地推行任何积极有为的政治主张——这不仅要劳民伤财，还必然会触动各路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加之他的天性宽厚仁慈，又笃信黄老学说，因此，“无为而治”，让天下得到休养生息，是汉文帝一贯的政策基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折腾”，尤其反对积极主动地去生出事端。历史证明，汉文帝的这套看似“无为”的做法不但取得了显著成功，更是为他自己赢得了享誉千秋的美名。

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刘启没有父亲那样的宽广胸襟和气度，待人处事明显不如文帝那样大度包容。从一定程度上看，这也是他的时代遭遇的冲突和危机比文帝时代更多更深的原因。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形势的变化。不过，汉景帝是一个审慎、节制、灵活，且足智多谋的人，他对政治的全局把握一点也不输给自己的父亲。汉景帝延续了父亲的仁政爱民，并克服了自己在位期间的一系列严重危机。他绝不仅仅是一位没有太多过错的承前启后的统治者，事实上，他是一位把汉朝带上了崭新高度的当之无愧的明君。也因为这个缘故，后人总是用“文景之治”这个词将父子二人并称。

经过他们父子二人的兢兢业业和励精图治，一度危机四伏的西汉王朝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汉武帝刘彻是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与祖父和父亲的艰辛处境完全不同，他的皇权合法性地位牢固，他有自己信得过的一整套班底，还有祖父辈积攒下的充裕财力。最根本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强势君主，胸怀雄图大志。于是，他决心改弦更张，大干一场。

他确实做成了，但代价也是无比沉重的。

那么，汉武帝究竟做了些什么，使他得以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并列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概括他的“丰功伟绩”——

对内，汉武帝继续削弱诸侯势力，收紧对春秋战国以降长期存在的门阀“养士”和游侠等各种游离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管控，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并且把单一皇权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说，历代儒家士大夫称颂的“三代”时期实行的“封建”制度在汉武帝时代彻底寿终正寝。在以后的2000年里，中国出现过近似世袭制的士族门阀政治和军阀割据，但再也没有过制度性的封建诸侯国家。这就是我所说的“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也是传统中国政治与西方（还有深受中国影响的邻国日本）政治的最大区别，并对中国政治文化打下了永久的烙印。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汉武帝重用了一大批酷吏和小人，他的身边围满了察言观色、惟命是从、捕风捉影的马屁精和告密者。他统治的时代不复有祖父文帝时代的仁政和宽容气象，严刑峻法肆虐、冤假错案丛生。他身边的重臣很少有得善终的，最终，他自己十分宠爱的皇后卫子夫（卫青的姐姐、霍去病和后来的丞相霍光的姨母）和太子刘据的性命也赔了进去。

对外，汉武帝一手通过和亲、贸易、结盟等外交手段，另一手连续发动战争，彻底扭转了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当时最大的威胁是匈奴）的强弱格局，将汉帝国的疆域拓张到了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极限。汉朝军队占领过的最远的地方，达现在的土库曼斯坦一带，一度甚至踏入今天的伊朗高原。武帝时代还荡平了当时尚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的东南沿海和西南山区的所有土著小国家，朝廷把郡县一直设到今日越南和朝鲜境内。可以说，后世中国人认为自己应当享有的领土范围（如果不算上1000多年后蒙古和满清两个异族政权入主中原带来的“随嫁”领土的话），大致就是在汉武帝时代确立的。因为他的这些武功，用一个“武”字来作为他的谥号，是再恰当不过的。

但是，这样的连年征战与“出使”耗尽了国家的人力和财力，黎民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尸骨远埋异地他乡。更重要的是，这些死伤惨重、财资靡费的对外征伐和“宣威施恩”，只是满足了帝王俾睨天下的虚荣心，国家真正所得并不多，对老百姓更是有百害而无一益。到汉武帝长达54年统治的后期，由于税负不断加重（文景二帝都曾竭力削减赋税）、征兵和徭役日益频繁、盐铁国家专卖与民争利，再加上遭遇蝗灾等天灾，各地盗贼四起，流民达数百万之众……整个帝国又回到了汉文帝即位时那种风雨飘摇的险境。所以，司马光评价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意思是他犯下的罪错与暴秦不相上下，若不是他自己晚年及时醒悟、他的后继者小心谨慎，汉朝几乎就要重蹈秦朝覆辙。

在意识形态领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政治哲学取代汉朝初年统治人们思想近百年的“黄老”学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会在后文进一步详细分析讨论，这里只是简单总结一下它的意义：自那以后，从上层的政治运行准则到民间的伦理规范，就形成了一套正统和主导价值体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树立了清晰的“主流价值观”。而且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一主导价值体系越来越牢不可破，覆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支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行为。

概括起来说，“中国”，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华”，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的概念和信念，包括它的地理疆域、政治制度，以及价值理想，就是在汉武帝的时代塑造成型的。用欧洲人的话语来粗略地形容，至此，“一个宗教、一个帝国、一个皇帝”的大一统理想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变成了现实。

在我看来，汉武帝以后的中国，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2000年漫长时间长河里，虽然经历过数不清的统一与分裂、改朝与换代，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性质和形态，特别是人民的普遍政治信念，再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历史一度仿佛终结于那一刻。

汉武帝之后唯一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事件，是佛教的引入。佛教的影响主要在个体人生的层面。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思维方式，重塑了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但对政治几无任何影响。如果说儒学试图解决的是“政治为何”这个社会问题的话，佛教试图解决的则是“生命为何”的终极问题。科举制度的建立也许勉强算得上汉武帝之后第二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儒家学说奠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之后在制度层面的进一步落实。

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如何评价汉武帝的功过是非，取决于不同的人出于各自不同的价值立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比较客观地说一句：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是不幸的，但生活在这个时代之后的人们则得以享有他所留下的丰厚的历史遗产。这就是历史的吊诡。

至于这样一大笔遗产究竟是好是坏？对于后人是财富还是负担？则是根本不可能评说的。如果没有出现汉武帝，中国会是怎样？历史无法假设。

汉武帝留下了一个从领土到思想都高度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这是一个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虚弱的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的外延和内涵比之前任何时代都大大拓展和加深了，关于这个帝国的神话永远地镌刻在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析

从我自己的价值立场出发，我认为汉武帝所有的遗产中意义最深远的，正是他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社会中的主导地位。领土会失去和得到，政治会变革，惟有文化价值，一经确立就会生生不息，长久地传承下去。

因为经过“五四”革命文化的洗礼，现代中国人大多会近乎本能地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视为中国思想禁锢、言论钳制和文化僵化的源头。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种错误认识首先就源自于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八个字的想当然的错误理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思，并不是像许多人误认为的那样，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唯一正确”的“主义”，然后将其他诸子百家统统打入异端邪说的“大毒草”之列，加以严厉禁绝。虽说“异端”和“邪说”这类词眼确乎从孔孟口中说出来过，但它们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中东伊斯兰教世界里长期普遍存在的那种情况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简言之，中国古代不知道“思想罪”为何物。

我与一些朋友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立刻搬出“文字狱”之类的例子来反驳我。他们显然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说中国古代没有“思想罪”，并非试图证明中国古代多么拥有思想言论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是一个现代概念，套用到任何一个古代社会都是不合适的。我所说的没有“思想罪”，意思是，在中国古代，不会有人因为学习、研究和传播与官方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相违背的其他思想学术而被治罪。清朝“文字狱”的受害者都不是因为他们倡导了道家、墨家、法家或者其他什么思想学说而掉脑袋的，他们是被怀疑以诗文隐晦地攻击当时大清朝政和满人皇帝。

宋朝理学兴起以后，孟子的地位日益上升，直至被尊为“亚圣”。但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尖刻地讽刺和批判孟子和他的老师：“……子思（孔子之孙，名孔伋，《中庸》一文的作者，相传为孟子之师）唱之，孟轲和之……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并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官方因此禁止过荀子学说的流传，相反，他一直被尊奉为一位重要的儒家先师。其他非儒家的诸子百家典籍，就连千百年来背负无穷骂名的法家《商君书》、《韩非子》等，还有视儒家那一套理论“浅陋不堪”，对它不屑一顾的外来的佛教思想学术，也从未被禁止过。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是一个多元庞杂、各部分相互矛盾的大杂烩，从不追求西方中世纪那种逻辑上高度自洽的单一有机整体。这就是实用主义的世俗政治与绝对主义的神权政治最显著的区别。说白了，在古代中国，你宣扬什么“主义”都没事，重点在于你不能反对皇帝和朝廷。我需要再说一遍，这并不是现代的思想言论自由，也未必能证明中国古代在文化上多么宽松自由，但这的确是习惯了二分法的现代中国人所不容易理解的。

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说回到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它的真实意思是：今后官方奉行的正统意识形态唯有儒家学说一种，其他的学说都不再能够成为衡量政治的准绳。反映在具体行动上，最大的变化就是：自那以后，太学里只讲授儒家经典，其他诸子百家科目悉数移除。我还得再强调一遍，这并不是说它们都遭到了禁止，研习它们会犯什么事。而是说，要想当官，就得学习深造儒家学说。至于民间的学习和研究，则并没有什么禁忌。

因此，以我的观点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许催生了一大批为了功名利禄而钻营逢迎的“伪儒家”。另外，由于这根权力和利益指挥棒的确立，的确会抑制对其他学问的钻研和传播，毕竟大多数人不会对不能带来任何现实好处的纯粹知识怀有强烈的兴趣和热情。但因此而指控这是对思想言论的钳制，则显然并不公平。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个指导和统摄官方行为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就算在今日法律层面严格保护思想言论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这一点也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我不相信，一个马列主义法学或伊斯兰教法的信徒和专家，会有机会在美国和英国被法院聘任为法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但这恐怕不能记在汉武帝的功劳簿上。因为他本人并没有预见到自己这一行为的长期历史后果，这也肯定不是他的本意，他不会有太多兴趣去有意识地真正践行和推行儒家价值理想。相反，以他的所作所为，倘若用儒家政治哲学所要求的君主标准来衡量，每一条大概都是不及格的。实际上，他还很有可能是集大成的反面教材，司马光就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汉武帝自己不会在乎这些，他并不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真信徒。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历史的巨大吊诡：恰恰是这样一位“反派人物”，将这套他自己从来没有稍稍践行过的意识形态定于一尊，传之万代……

儒家学说官方化之历史后果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意识形态自身固然蕴含着超越于现实政治的独立力量，但意识形态之争也总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一件精心编织的外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标指向很明确，就是要借确立一种新意识形态的旗帜、路线和纲领，来推行自己截然不同于文景二帝时代的政策主张。“儒术”在汉武帝那里只是实现一时政治目的的工具而已，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是削弱过去的保守政治势力，也就是躲藏在“黄老”学说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基本路线变了，换上自己觉得合用的人才，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黄老之术”主张消极无为，它的另一层潜台词就是得过且过，这在政治上当然是有利于维护既得利益的。儒家思想则正相反，它强调积极进取、刚健有为，这非常符合汉武帝强烈渴望“变革”，对内集权、对外拓张的强势政治的需要。

对此，生活于那个时代的董仲舒们一定比2000多年以后的我们体察得更加深切。但他们怀有他们的志向，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他们的目的。为了仰赖至高无上的皇权去推行他们的儒家政治理想，同时也给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套上一条金锁链，他们对原始儒学做出了大幅度调整和修改，将本已不受约束的皇权进一步神圣化、绝对化，并往儒学里塞入了许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灾异”之类孔孟避口不谈的东西。后者既是对当时仍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黄老之术”的妥协，也隐藏了另一个动机：他们寄希望于用这种神秘而无形的超自然力量去震慑从此再也没有外在制度性约束的皇权。

从那以后，儒学就从民间被抬进了庙堂，变成了一种官方化和正统化的东西。如果孔子、孟子和荀子泉下有知，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汉朝的“官方儒学”欣欣然？

但披着意识形态外衣的权力斗争仍将延续下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不久，官方儒学内部就发生了第一次大分裂，这就是著名的“今古文之争”。现在，儒学已经挤掉了其他竞争对手，与皇权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争夺自然就在它内部展开。这一次，扮演挑战者角色的是后起的“古文派”，它的对手是代表既得权力和利益的“今文派”。当外戚出身的权臣王莽利用“古文派”意识形态篡夺汉室天下时，这场斗争达到了高潮。这场“今古文之争”一直若隐若现地贯穿于以后2000年的中国政治和学术之中，到清末时再度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线。康有为和章太炎等人展开白热化的论战，他们分别利用“今文派”和“古文派”的学说，作为拥护“保皇立宪”和宣传“共和革命”的理论基础。（作者注：“今文派”、“古文派”和“今古之争”这几个明确的概念名词是后人提出的，汉朝时尚未出现。）

官方化了的儒学内部出现第二次大分裂，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000年以后的宋朝。这一次，挑战者是“新儒学”（亦称“道学”，它内部又有“理学”和“心学”之分），它的对手是“传统儒学”。因为官方儒学的传统始于汉朝，所以这场分裂也被称为“汉学”与“宋学”之争。

中国人今天所接触到的儒家文化，基本上是经宋明理学家重新诠释过的“新儒学”。他们删减了不少东西，更添加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佛学的一些思想因子。我们应该知道，儒学诞生2500年以来，分别在汉朝和宋朝经历了两次革命性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更生”。但不管怎样，汉武帝以后的2000年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强大合理性和持久生命力。无论一时的政治力量有多么强大，假如它想要扶持的某种意识形态缺乏内在合理性与生命力，它们都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这就是文化传统有别于政治现实的独特力量。

在我看来，儒学在当时解决的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价值问题：统治之所以存在，其目的究竟是什么？

伴随着帝国的扩张、“秦制”的推进，国家权力日益扩展和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价值问题也就日益凸显出来。在当时，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学说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法家那套以“富国强兵”为最高和唯一目标的意识形态是没有灵魂和价值观的赤裸裸的驭民术，不可能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可，一旦失去了高压专制，势必烟消云散。归根结底，法家也好，其他诸子百家学说也好，包括汉初盛极一时“黄老之术”，哪怕它们的话语和思辨有多么精妙，都只是关于“手段”的教义。唯有儒家是对“目的”的孜孜不倦的上下求索，它的回答清晰而朴实：政治和统治，首先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进一步是让每一个个体实现道德境界和人格价值的自我提升。

借用一句欧洲启蒙运动的口号来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对于这条“尧舜之道”的坚守，是2000年来“今文派”和“古文派”、“汉学”和“宋学”、“理学”和“心学”都没有一丝一毫分歧的。由此，儒家意识形态赋予了严苛的“秦制”一张“王道仁政”的面孔，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内化为士大夫阶层不懈追求的理想之火。

秦始皇有意识打造了躯壳，汉武帝无意间成就了灵魂。这是“秦皇汉武”得以并列的深层意义。

理学大师朱熹激烈批判历代政治之失时曾说，这个儒家理想“未尝有一日得行于天下”。然而我们这些跳出了儒学框框的后人却可以更为公允地说，如果没有这样一张仁义的面孔及其背后燃烧不熄的理想，像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如此辽阔、异质性如此之大的庞大帝国，是不可能有如此强大和持久的凝聚力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存在2000年之久的。

尾声：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汉武帝时代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直接财富，毫无疑问是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又一次，这位残暴的君王出于无意、甚至反面的初衷，促成了一笔无价和不朽的遗产。如果没有汉武帝的暴虐作为，我们这位太史公很大可能不会写出这部“史家之绝唱”。

《史记》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迄今为止不可逾越的史学杰作，更在于它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高耸的标杆。对于不信神的中华民族而言，青史，起着与上帝相类似的社会功能。我们没有天堂和地狱，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就是我们的天堂和地狱。我们把终极意义上的“审判”托付给了历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后人，不畏强权，力拒流俗，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不曲笔阿世；对历史做出客观公正的记录，对现实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为了一个更加人道和美好的人间而抗争、奋斗。